牛文浩地震、海啸、洪水、感染病盛行、恐怖袭击等灾难的发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旨在探究灾难应对措施与机制的“应急治理”研究在海内学术界获得了广泛关注和长足生长，但致力于研究灾难中伦理问题的“灾难生命伦理学”（Disaster Bioethics）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项研究对于增强伦理学理论对灾难问题的回应性，提升国家灾难治理的现代化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期望通过总结现在外洋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所提出的几个重要的研究议题以及取得的研究希望，能为增强海内的灾难生命伦理学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灾难”观点的界定问题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关注与生命现象有关的伦理问题的学科，而由于灾难的发生是人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典型情境，人们在灾难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逐渐引起了生命伦理学研究者的重视，“灾难生命伦理学”也由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被提了出来。在以都柏林都会大学教授多纳尔·P. 奥马图纳（Dónal P. O’Mathúna）和伯特·戈迪因（Bert Gordijn）为代表的研究者的提倡下，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希望。

这些研究讲明灾难生命伦理学关注的主要议题包罗：“灾难”及其相关观点的界定；政府为应对灾难而对民众所接纳的种种管控措施的正当性基础；哪些德性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应对灾难，以及如何造就这样的德性；灾难发生后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确定伤病者救治顺序的伦理原则；灾难发生后相关信息公布的伦理原则；政府在灾后重建历程中应负担的责任。界定“灾难”观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无论是国家的应急响应还是国际援助的启动，都要以某种对于灾难的判断尺度为基础。

差别的尺度会对灾难的应对效果发生差别影响。例如，如果强调灾难一定是“突然地”和“不行预期地”发生的，那么灾难发生前的隐患以及灾难所造成的恒久影响就有可能被忽视。现在，灾难生命伦理学领域已经就此问题得出了一些开端的看法。其中比力有代表性的就是内奥米·扎克（Naomi Zack）的看法。

她提出的灾难观点包罗如下几个方面：“伤害或者杀死了数量众多的人，或者严重地损害了人们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通常会引起惊讶和震动”，“虽然是人们不想要的但并不总是不行预测的”，等等。这种界定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灾难的特征，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基了基础。但人们认为该界定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扎克并没有，可能也很难说明在这些特征中哪些是灾难的须要特征，哪些则只是偶然性的特征。

这会导致对于灾难的判断具有任意性。好比，她认为恐怖袭击属于灾难，战争则不属于，理由是灾难会引起“亲社会”行为，而恐怖袭击会引起这样的行为，双方处于反抗状态的战争则不会引起此种行为。由于战争切合扎克所总结的灾难的所有其他特征，这就意味着她将“能否引起亲社会行为”看成判断灾难的决议性理由。但扎克并没有为这一点提供充实的论证。

可见，对于“灾难”观点的准确界定另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伦理理论对规范性议题的回应对于观点问题之外的规范性议题，外洋的研究者也从差别的伦理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在此仅以其中人们比力关注的三个问题为例做一简要的先容。

首先，在政府对灾难期间的生活必须品价钱接纳强制性管控的正当性问题上，针对经济学家基于“可能会损害生产效率”的功利主义式理由对这种正当性所提出的阻挡，研究者从差别的理论视角出发作出了回应。例如，关注“弱势者”的伦理理论指出，应当特别重视那些在灾难发生前就由于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倒霉因素而处于弱势的人群，因为这些人在灾难中会遭遇到比其他人更为严重的伤害。

灾后物价的飞涨会使得原本就比力贫困的群体难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思量到在初始意义上社会有义务去满足这种需要，政府接纳价钱管制举措有助于促进这种义务的推行，这就为其正当性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由。“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路径则提示我们：灾难期间商家哄抬物价的行为不仅倒霉于弱势者满足基本需要，还会削弱多个群体的配合体认同感，从而倒霉于社会团结以及团体行动。而这种团体行动不仅具有促进配合体成员配合抵御灾难的工具性价值，其自己作为配合体生活方式的组成部门也具有非工具性的重要价值。

所以政府的限价措施也可以基于对“团体行动”这一配合善的掩护而具有正当性。其次，对于怎样的德性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应对灾难这个问题，有学者基于“美德伦理学”路径提出，应对灾难尤其需要“坚贞”（resilience）的德性，包罗勇敢地面临灾难所带来的恐惧，以致将灾难视为一个展现自身优秀道德品质的契机；看待灾难的受害者则需要“人道”（humanity）的德性，主要体现为普各处体贴和资助那些难以满足自身基本需要的人。其中专业的救援人员还应具备公正、中立等职业德性。这些德性都是值得赞扬的。

相反，在灾难期间攻其不备牟取暴利的行为则体现出一种“贪婪”“冷漠”的恶（vice），应当予以谴责和贬抑。再次，在伤病者救治的优先顺序问题上，现在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依据“结果主义”思路指出，像“只管挽救更多生命”这样的原则尤其适互助为灾难和紧迫状况下的行为规范。

因为这种状况下差别受害者的伤病情况往往会有很大差异，当救援资源有限、救援人员面临着这样的状况时，优先救治那些伤病水平较重、同时被救活的可能性又较大的人是与许多人的直觉性判断一致的，正是由于这样的救治顺序切合“只管挽救更多生命”的原则。可是，也有学者从“义务论”的角度指出，当救援资源不足以充实救治那些最有可能被救活的重度伤病者时，再凭据某种人为的分类尺度在这些重伤者当中确定救治顺序则是不应被允许的，因为这样的尺度往往由于未经充实的公共讨论而具有任意性，救援者不应拥有这种可以任意决议他人生死的权力。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更为公正的做法应当是以某种随机的方式来确定救治顺序。增强灾难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难看出，增强灾难生命伦理学研究对于合理应对救灾历程中会遇到的伦理难题具有努力的意义，这将有助于许多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

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海内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引起争议的许多热点话题都可以从灾难生命伦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其解决方案。灾难生命伦理学的相关研究结论，还可以为国家在举行灾难治理时对于政策工具的选用提供重要的正当性依据，在实现治理效果有效性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治理手段的正当性。例如，如果对于像“团体行动”这样的配合善的掩护是政府在灾难期间所接纳的价钱管控措施具有正当性的主要依据，那么在设定详细的限价尺度时就要注意，不能由于要求商家作出过多的牺牲而损害他们的配合体认同感，从而倒霉于团体行动的告竣。

因而由成本上涨等因素所导致的价钱的适度上浮还是应该被允许的，同时政府也可以对相关的商家给予一定的补助。总之，灾难会使人们面临许多特殊的伦理问题，增强灾难生命伦理学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和细化海内伦理学的学科偏向，另有望为灾难中的伦理应对产出一批实用性较强的学术结果，从而为实现国家灾难治理的现代化作出奇特的孝敬。

（作者单元：南京师范大学公共治理学院）泉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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